同时，全球外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异常现象。

所以，还是要两手并举：一手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未来的增长瓶颈启动投资。当然，政府发债加上银行信用，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当时，因为中国要加入WTO，在电信、民航、电力这些大行业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因为无论出手几万亿，对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吴本人甚至因此还一度受到特务门的困扰。其实不是这样，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不买房，实在是买不起，哪怕房价再降一半也买不起。当然，我们说的政府，是真正是政府的政府，也就是说是好政府，而不是假政府，坏政府。

比如美元，不仅美国国内有，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并且美元的国际保有量比美国国内的保有量要大得多，格林斯潘可以使用种种手段来控制美国国内的美元流量通，但他能够像控制并支配美国国内的美元活动一样地控制并支配中国人或日本人手中美元的活动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规定和调整美元利率，就不像许小年所说的那样简单。没有自由，就没有彻底。这都是一种正向的传导过程。

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冲击和震荡？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的相关制度安排是很脆弱的，我们的思维也是很脆弱的。第三，对于危机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其实，这次金融危机也会导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从而对中国的发展方式产生根本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也需要一场经济危机，需要借助经济危机的压力和动力，把发展方式真正转变过来。

在中国，则是直接发生在实体经济的层面，并引发包括失业在内的种种社会问题。从中期来看，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会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能要比过去几年不利得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和评估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对于失业问题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为此，有三个问题是需要做出准确判断的。基本的原因，我曾经反复强调过，这就是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而如果这时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结构条件，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几乎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必然的伴生现象。

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承受经济危机震荡的制度性条件，包括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从长远来说，则是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第一，对危机本身的严重性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经济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或激化，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但我认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将发展转到内需的基础上来。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另一个相反的倾向也会产生，即对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产生夸大性误判。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挑战，在短期的意义上和在长期的意义上可能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另外一个环节就是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主要是失业和社会预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或金融体系的正常运作（这在历史上都是由先例的）。

金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是发生在我国就业压力本来就很大的背景下。基本的原因，我曾经反复强调过，这就是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而如果这时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结构条件，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几乎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必然的伴生现象。但就中国来说，只要反向传导的过程不发生，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有限的、温和的。应当看到，中国尽管经历了30年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已经建立，但中国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力有着重要作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国家，因此在短时期内集中大量的资源、集中应对某些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出路，就是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第二，对于失业问题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

只有在此基础上，立足长远，面对眼前，才能对这场危机做出正确的应对措施。在国际上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另一个相反的倾向也会产生，即对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产生夸大性误判。那么，要转变发展方式，究竟要转变什么呢？有人认为，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这种社会变革从眼前来说是创造形成内需的社会条件，从而成功应对这场经济危机。其实，这次金融危机也会导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从而对中国的发展方式产生根本性影响。

无论是从中国经济本身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来看，上述的反向传导过程都不太可能完整发生。进入 孙立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生产过剩 。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承受经济危机震荡的制度性条件，包括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这样的形容也许都对，但尽管如此，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程度，还是要恰如其分地判断。

中国发生的还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无疑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有关调控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发生，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明显。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危机实际上标志着一个经济时代的结束，一个社会时代的结束。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倒闭，一些企业的裁员等无疑会为这种状况雪上加霜。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不时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在历史上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中，总会伴随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动荡。从长远来说，则是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内需问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我认为，在正视社会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的同时，也要看到，就总体而言，这次经济危机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对危机本身的严重性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从长远来看，全球化过程可能要进入一个新的探索期，中国发展外部环境中的变数会明显增加。

一是因为大多数农民工还有承包的土地，二是因为大学毕业生中的大部分人还没有结婚，失业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成为新的啃老族或者是延续啃老的时间而已。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一场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但又不同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实质上，中国的危机并不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危机过程。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以经济危机方式呈现的挑战，这还是第一次。